济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俞宪忠教授(博士)

时下的人们，张口和闭口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成为各类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专业术语，似乎已经大有“谈危色变”的感觉，即使普通百姓也经常会在口头上冒出关于“危机”的说法。似乎中国经济也被罩上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危机成为了各种不当解释的正当理由和众多无效选择的有效借口。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发展的这种波动，将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速急速下滑、大幅下滑和持续下滑，最显著的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为接近于零的低速增长，尤其是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出现了显著和严重的经济“脱轨”现象，经济运行脱离了原有的良性增长轨道而逆转为非增长路向。但是，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9%的经济增长速度，比1978年以来的年均增速低了不到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高位高速增长的发展稳态，没有任何经济危机的显著征兆和明显特征。中国经济从1978年起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的超长时间，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周期性规律，使其必定会经历和遭遇一次必须的调适，不可能异想天开地认为将会一直美好地持续下去。尤其是这些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奥运效应”，经济发展在奥运结束后出现些许的微波下行现象，也在情理之中，经济学家们对此也早有预料。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现象，一方面缘于长期以来媒体对经济成就过于乐观的不当报道，强大的同质舆论网络就像是公众思维模具，舆论导向塑造出了思维模式，因而一旦出现一点正常波折就大呼小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渐进式改革不到位而使很多深层次问题显现出来，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在撞到制度边界时被反弹了回来，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发展警报，未来的发展迫切需要开辟和解放出新的制度空间。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显著影响，也没有理由将经济波动理解为“危机入侵”，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因此，不应该将“危机”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不正常现象的适当理由。

2.失业增长另有成因。失业人数增长和失业队伍膨胀，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显著现象，中国的失业规模确实在放大和增长，并构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显著压力，但中国的失业增长却并不源于外生的危机因素，而是源自中国自有的内生力量，不能将失业规模膨胀归咎于外来的危机扰动。失业增长主要源于人口增长惯性、隐性失业显性化和城乡结构转化，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危机”所致，著名的奥肯定律在中国也没有失效，GDP和就业机会之间仍然存在着正的强相关。因此，失业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转型的必然现象，未来就业机会能否大幅增加，将会在制度层面上取决于政府给民营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如果说大学生就业难令人费解，作者认为不能将此归因于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大力发展教育永远没有错，而应当归咎于现行就业制度缺乏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的有效替代机制，由于制度约束和法律障碍存在，所有用人单位对其人力资源队伍，均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新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企业的自由用工权，国有垄断部门(政府和国企)的用人制度也未发生根本变化。可以肯定，中国近年来的失业增长，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主要是一种制度现象，与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关联，危机归因是一种非常牵强附会的解读和解释。

3.危机是经济成长的基本常态。经济危机一直是计划经济国家否定市场经济的重大理由，殊不知经济危机既是一切市场经济成长的基本常态，更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活力机制(压力+动力)。中国是一个具有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双重路径依赖的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洗礼，很难适应竞争性和动态感很强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这也是中国市场化进程转型缓慢的一个重要成因。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必定伴随着周期性的商业循环现象――经济危机，自然经济模式没有经济危机，但经济发展却长期停滞徘徊不前，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危机，但经济发展却长期低效贫困，而当中国使用市场机制力量发展经济以来，却取得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就。经济世界从来不会向任何国家提供免费的午餐，在此意义上可将危机视为经济发展的必付代价，全盘否定危机的同时，也必定降低未来午餐的数量和质量。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优胜劣汰过程，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创造性毁灭”机制，因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清洁工程”，使那些新成长起来的高效企业厂商和优质人力资本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危机过后通常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过程。没有危机也就不会享受繁荣，不经历风雨也就不会见到彩虹。在发展理念上，中国社会各届的国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理论家和企业家们，迫切需要从正面解读和认知经济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而不是将此视为遮丑避短的有效借口。在此意义上可以这样讲，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一次适度的经济危机来加以调适。

4.居民消费不需要刺激。当下社会各界最为流行的语言就是刺激居民消费，最为流行的理由就是应对经济危机和启动消费内需，人们对此也有着极其普遍的社会认同感。其实，经济发展既需要需求拉动，也更为需要供给推动，经济发展应当是“拉力”和“推力”共同形成的发展力量；就需求层面而言，也不只是消费需求，还有更为重要的投资需求，两者的综合才会形成社会总需求；就消费需求主体而言，也不只是居民生活消费，还有政府公共消费和企业“俱乐部”消费；就消费需求客体而言，也不只是私人物品消费(食物或服装等)，还有公共物品消费(国防和法制等)。鉴于此，单纯刺激居民的物质消费需求不仅极为片面和狭隘，更为重要的是居民消费根本就不需要刺激。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者――理性经济人，他或她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货币收入水平和有效支付能力，而且也都有着防范预期风险和将来大宗消费的理性考虑，因而其消费绝对不需要外在刺激，他们最为需要的是其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如果政府拿钱进行补贴性刺激，但其一是政府只能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转移支付，然而纳税人纳税是为了购买公共产品之用，却被政府任意地挪作“买好”他用，尽管政府可以“断然”采取行动，但在道理上却说不通，也缺乏持续性，只能是杯水车薪；其二是与其刺激消费，却不如刺激投资，刺激投资更能促进技术创新和改进供给，更能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更具有长远性和前瞻性；其三是刺激消费有很大可能导致过度消费和鼓励浪费，并为有关公共机构不合理消费提供“合适理由”等。人们在危机时的常态反映和理性应对是消费收敛，任何消费刺激手段都不会奏效，从而必定失灵，因此危机不能成为刺激消费的理由和借口。

5.非常态危机源于政府干预。所有的政府干预主义者都是经济危机的负面论者，这些人之所以几乎千人一面地仅仅关注经济危机的负面效应，就是因为他们统统认为危机仅仅具有负面效应，或者说，所有的经济危机全都是坏事情，因此主张全面的政府干预介入。作者在坚信经济危机具有正面效应的同时，并不否定经济危机所具有的负面效果，而是认为从长期分析危机的出现具有合理性和正面性，因而是一种具有积极价值和优化意义的发展力量。因为经济危机具有负面效应，所以需要政府介入，但只能是适度介入，而不能是过度介入。所有的过度介入均具有下述特征：一是政府参与了私人物品生产经营的市场活动；二是本应中立的政府在市场上具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三是政府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成为游戏的参与者等，政府超越了其活动的应有边界；四是政府官员因过于自负而认为政府万能；五是因政府权力(power)过度集中而严重挤压了公民个人和企业厂商的自由选择权利(right)；六是政府在经济走出危机后也不愿意及时退出，这就是常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等。通常的做法是在经济高涨繁荣时政府采取降温性紧缩措施，而在经济危机时采取所谓刺激性的升温扩张手段。有趣的是政府给经济升温很难做到，却造成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而政府给经济降温却很容易做到，将好端端的经济揉搓摆弄得非常糟糕。因为经济系统既内生了一种高涨时的自敛能力，也内涵了一种危机时的自张力量，说到底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动调适机制，而政府过度介入的干预偏好严重损害了市场能力。众所周知，将坏事情做好极其困难，而将好事情做坏则非常容易，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则正是无视了这一公理。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那么当非常态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一定就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是因为政府非常态导致经济危机非常态，从而使得不应出现危机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态危机，不应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出现了大危机，这就是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和更为可怕！因此，切莫以危机的理由呼吁政府出面干预和采取“就市”措施，否则，就会正中政府干预偏好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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