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内在缺陷可能对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即现有的中国模式(中间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使中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中国要想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必须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重大修正。

(1)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的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

令我们甚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方面之一。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经营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而那些长期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长期仅占20-30%，相反企业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资本所得占比严重偏高，这正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东亚国家来讲，泰国、菲律宾具有典型的拉美化特征，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韩国介于中间，不过，韩国收入法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问题在80年代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以说这是它能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其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在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抑制消费两方面对经济的高增长形成巨大的影响，即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市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的陷阱。在这一阶段，缩小增长差距(包括三方面差距)的政策不仅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且会产生较大的新发展效应，因为它们将带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纠正投资与消费的严重不平衡问题。

(2)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

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这实际说的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不能带来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的竞争力)，那么发展陷阱必然会发生。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保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艰难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情况可能没有曾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那些国家那么糟糕，但资本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无疑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最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国家要增加对自主创新活动的政策激励。

(3)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同时，由于房地产行业自身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其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它的过快发展将会阻碍产业升级。也因此，我一直认为，把房地产业作为增长的发动机、把其列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是十分有害的。

(4)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

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中国则更要提前，发生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前。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日本是“结果泡沫”、东南亚与我国是“过程泡沫”，“结果泡沫”问题不大，“过程泡沫”将可能破坏整个长期高增长机制，从而落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就是要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避免房地产出现过度的泡沫，特别是不能出现泡沫经济。

总之，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际经济环境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内依赖于房地产，对外依赖于出口，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正面临巨大挑战。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将会改变传统的增长因素，即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过度消费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化将发生重大改变，即政府将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居民消费行为将主要依赖于收入增长而不是资产泡沫的膨胀，因此，可以预见危机中及危机过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了过度消费的美国经济将会恢复常态，这将使我国的高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法消化(出口增长可能出现中长期放慢趋势)，而只好转向内需，当然这是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机遇。但内需的增长将受到前期高增长相伴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结果(三大差距扩大或长期得不到改善、对消费激励不足、房地产过度消耗居民的购买力、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等)的严重制约，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对投资的冲动依然强烈(这次“保增长”的政策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将会使我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不通过启动消费、而是继续扩大投资将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产能过剩危机可能全面爆发。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物介绍：王小广，安徽人，1963年出生。1995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就职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现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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